邬霞：在《吊带裙》的诗意里，写尽半生挣扎

一座城市的文化说明书 在《吊带裙》的诗意里书写救赎 Self-Redemption, in the Verse of The Slip Dress 文 | 蓝子 图 | 黄伟钊

邬霞在共乐社区 “在写作中我无所不能” 在参与拍摄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邬霞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2015年，她赴北京皮村参加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先后登上凤凰卫视《与梦想同行》《鲁豫有约》、央视五一特别节目《工人诗篇》，参加天津大剧院《我的诗篇》草根诗会、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灯光、掌声和关注如烟花般骤然点亮她的世界。然而，高光之后，生活又迅速回到一成不变的沉重。“有个记者说，我之前是站在镁光灯之下，当一盏盏镁光灯熄灭时，我又回到了黑暗之中，确实是这样，好像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喧嚣散尽，她回到了原点。 生活的重压，远比诗歌更为具体。父亲失去了自理能力，邬霞婚姻破裂需独立抚养两个孩子，一家五口的所有开支，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担子的这一头，是邬霞只够勉强维持生活的写作所得，另一头，是母亲靠捡垃圾换来的微薄收入。在现实的拮据与窘迫中，她甚至无法坦然面对自己出版过的书籍，“亲戚来了我就把书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我出了书。”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自己现在的身份时，她带着无奈的笑容回答：“无业游民。” “我失去了重返生活的勇气。”邬霞坦言，曾经的打工经历，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她在《我的吊带裙》中写道：“这是我打工生涯中最痛、回想起来最有味道的一段时光，它时常像呼啸的台风一样，裹挟着一幕幕场景掀开记忆之门，使我泪眼朦胧……”这份深刻的痛苦，让她与妹妹走上了不同的路。其实，她也并非没有尝试过走进职场，只是学历与年龄成了门槛，绕来绕去，总也逃不开过去的老路——她害怕再次坠入旋涡。她羡慕妹妹可以重新外出打工，可自己却始终跨不过那道坎。“如果我够坚强的话，可能早就冲破了心理障碍……”也许，她也在等待那个找回勇气的自己。 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局中，写作的意义对邬霞来说反而愈发凸显。她在《自由行走的花》中写道：“不写，更加活不下去。我是如此热爱写作，愿用毕生精力为它燃烧。写作本身让人充满愉悦，让我获得思想自由、灵魂自由。”写小说时的天马行空，写散文时的自由舒缓，写非虚构类作品时对过往喜怒哀乐的重新回味——这一切，构成了邬霞本身。 写作，成了她活下去的必需品。如今，她每天在个人公众号上分享生活的片段与思绪，坚持“记录每一个瞬间”。而在近日，她又完成了一部自传性质的书稿，她将那些欢笑与泪水、荣耀与困顿悉数写入字里行间，或许将于明年出版。对于未来，她心中已悄然萌生新的方向：尝试创作悬疑小说，在另一种叙事中探索人性的复杂与世界的未知。 从镁光灯下的诗人，到依旧为生计挣扎的单亲妈妈，邬霞的人生充满了令人唏嘘的落差。“在写作中我无所不能。”时过境迁，她仍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此，并固执地用笔构建着那个属于自己的、无法被剥夺的丰盈世界。 -End- 原标题：《邬霞：在《吊带裙》的诗意里，写尽半生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