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时髦的女作家Joan Didion：墨镜、长裙和黄色跑车

章小蕙做客鲁豫的视频播客节目，她们在访谈里多次谈到一位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这位美国女作家、记者，我们更多从她的非虚构作品《向伯利恒跋涉》，她的“新新闻主义”，以及晚年两部作品《奇想之年》和《蓝夜》熟悉她，而这次，我们看到了两位女性跨越时代的连接。

章小蕙最初读到狄迪恩就是《VOGUE》的专栏和她关于好莱坞的报道。这是狄迪恩写作生涯的起点，大四那年她赢得《VOGUE》杂志巴黎文学奖写作比赛，随后搬到纽约，进入杂志工作。

“第一次看到纽约的时候我二十岁，那是夏天，我从一架DC-7飞机下来...穿着一条新裙子...”在早年一篇文章中，狄迪恩如此写道，后来她在《VOGUE》写的封面文章《论自尊》，至今在社媒上不断被提及。

读了狄迪恩多年，1997年，章小蕙离婚后开始写作，为多个杂志撰写专栏，以极为精炼的语言表达时尚和情感。狄迪恩说，“我写作完全是为了发现自己的所思、所看，以及看到了什么和它的意义。还有我的愿望和恐惧。”章小蕙也是如此。

有趣的是，如果说章小蕙是以“时装”来理解时间的流动，她通过“穿过什么、留下什么”来记忆人生。狄迪恩是物品和事件的连接。她那份著名的 Packing List（装箱清单），不仅是生活方式，而是时间策略——“当世界失序，我至少知道该带哪几样东西。”

这些物品和事件，标注了琼·狄迪恩作为女作家的一生，她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我想知道，她是如何通过物品、穿着、记录与写作，建立与世界的连接。

墨镜

“我作为记者唯一的优势在于，我身材矮小，性格不显眼，而且表达能力极差，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我的存在其实与他们的利益相悖。最后还要记住一点：作家总是在出卖某人。”

——《向伯利恒跋涉》

狄迪恩常常戴一副oversize的墨镜。在纪录片《中心难再维系》里，友人与她一起翻看她这一生的照片，“墨镜是她的标志”。2015年，狄迪恩80岁时登上CELINE的春季广告大片，她戴了一副黑色墨镜，利落的白色短发。

墨镜，某种程度上是狄迪恩与世界保持疏离的方式。在早年的采访里，她提到，作为观察者和写作者，她更倾向于保持私人空间、避免直视写作对象。

她在婚礼仪式上都戴着墨镜。后来我们知道，她戴墨镜更多由于眼睛畏惧强光，在室内也需要戴着墨镜。她在回忆中提到，1970年前后，她曾经历过数次视力障碍，每次持续数周。

墨镜似乎可以抵挡一部分作为女性的“脆弱感”。在她的作品里，我们能读到这种疏离与脆弱，她站在人群之中，四处弥漫的是无处安放的恐惧感，或许是因为时代的巨变，又抑或是生命的脆弱。一切透过文字向我们涌来，她自己也可能被卷入其中，成为一个迷失的灵魂。这就是狄迪恩。

从年轻时，狄迪恩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写作。杂志工作的七年，她被要求凝练的写作风格，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冗余，“我要学会如何把几个冗长的从句通过打字机打出来，最终变成一个只有39个字符的简洁句子。”她白天数着字数，晚上写小说，1963年，她发表了她的第一本小说《河流奔涌》。

此后，狄迪恩的写作转向现实生活，作为多个杂志撰稿人，关注新闻事件、政治和亚文化。在写小说的瓶颈期，她去到旧金山，这个国家年轻的反叛者，嬉皮士、离家少年、摇滚乐队和其他亚文化群体都在这里。在一个街区，随处可见年轻人在街角听摇滚，也吸食迷幻药。

狄迪恩想知道，这个街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年轻人经历了什么。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如同世界末日前的狂躁，经济危机肆虐，随处可见的是破产、拍卖，还有杀人和儿童失踪案件，当她推开门，一个儿童就坐在客厅吸毒。

1968年，狄迪恩的作品合集《向伯利恒跋涉》出版，这也是她作为“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和她最著名的作品。

但这不是一本传统新闻报道，她没有依赖采访，她只是与那些嬉皮士待在一起，观察他们如何生活。书名取自叶芝的一首诗，因为她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对于年轻人的冲击，那种巨大的失落感和存在主义的迷茫。

宽大的毛衣、

长裙和舒适的鞋

“我本想思考黑格尔辩证法，却发现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窗外盛开的梨树上，以及花瓣飘落在地板上的独特方式。一个客观的事实。”

——琼·狄迪恩

狄迪恩曾描述自己的穿衣风格，“我喜欢宽大的毛衣、长裤、宽松随意的长裙，舒适的鞋。”一套非常符合记者与作家的穿衣风格，“遇见即工作”。

她发表过一份著名的Packing List（装箱清单），文章标题就是《白色专辑》，篇幅不长——两条裙子、两件运动衫或紧身衣、一件套头毛衣、长袜、马海毛毯、打字机，以及威士忌。1979年，狄迪恩出版了同名书籍。

没有品牌和款式，也没有颜色。这张清单贴在她的壁橱门上，“这个清单可以让我在不用动脑的情况下就能打包好我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

这些物品都关乎她写作时的身体状态。尤其是那台打字机——为了在回家途中，随时可以开始写作。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行程：先处理租车和登机手续，然后在候机区找一张空长椅，开始敲当天的笔记。

在狄迪恩成长的年代，这并非主流穿搭。狄迪恩出生在1934年的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她写过一篇文章，她回忆自己母亲的盛装礼服是红丝绒、白毛皮领的让·巴杜大氅，还有她儿时对穿紫貂大衣、戴墨镜和黑丝头纱的幻想。

狄迪恩极为关注服装的细节。在《白色专辑》里，她写道，“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的那天早上，我在旧金山的兰索霍夫百货公司买了一条丝绸短裙，准备结婚时穿。几年后，在贝莱尔的一次晚宴上，罗曼·波兰斯基不小心把一杯红酒洒在了我的裙子上，裙子就此毁了。”

1970年，她报道加州著名的曼森谋杀案，她这样写，“我应琳达·卡萨比安的要求，去了比佛利山庄的专卖店，挑选了她作证时穿的那条裙子。‘9号娇小款’，她的要求是这样的。 ‘迷你款，但不要太迷你。最好是天鹅绒的。翡翠绿或金色。或者：一件墨西哥农家风格的连衣裙，褶皱或刺绣的。’”

因为她的视角，我们看到了那个宏大的时代落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看到了具体的人与感受，而非冷冰冰的事实。尽管她当时认识的所有人，甚至后来认识的所有人看来，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她不这样认为，“它们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笔记本

“保存私人笔记的人完全是另一类人，他们是孤独而固执的事物重组者，是焦虑的不满者，仿佛从出生起就预感到某种失去。”

——《论记笔记》

最近的热播剧《巅峰对决》主演哈德森·威廉姆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有两本不同的笔记本，每天都会写作。“一本是半自传体的手稿，记录了人生中的这段时期，其中我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另一本只是用来记述一些事情：我今天遇到了这个人，发生了这件事。”

而这一习惯就是源自他喜欢的作家狄迪恩，“她曾经说过，她写日记是为了在她年老的时候，能够拿起这些书，重新找回自我。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哈德森说。

狄迪恩一生保持着记录的习惯，并非为了公开展示而写的笔记本，而是一些私密的内容，一些稍纵即逝的感受、情绪和对话碎片。1968年，她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论记笔记》，“我写笔记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准确记录我做过什么或在想什么……而是记录对我来说的感觉。”

很长时间，她的生活日常是这样的：丈夫邓恩每天早上会为女儿准备早餐并送她上学，出门跑步，给朋友们打电话。而狄迪恩则会“起床，喝杯可乐，一定要是冰可乐，然后开始写作”。

而在无法写下去的日子里，她会把稿件丢进冰柜里，然后打开笔记本。“在那样崩溃的早晨，我可以打开我的笔记本，里面就是一本被遗忘的快乐存折，还带着利息。”

“记住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这才是一切的关键。”狄迪恩写道。

黄色跑车

“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你坐下来吃晚饭，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

——《奇想之年》

在读狄迪恩的作品之前，我印象最深是她的一张照片，她踩着人字拖，宽松的长裙垂在脚踝，指尖夹着烟，靠在一辆1969年款黄色跑车Chev Corvette上，她有一双冷峻，但带着好奇、思索和直击心灵的眼睛。

一个人，开着一辆黄色跑车，沿着加州海岸公路驶去。这几乎成为人们对琼·狄迪恩的想象，酷酷的女作家。

她和同为杂志撰稿人的约翰·格雷戈里·邓恩结婚，婚后搬到加州生活，她在纪录片里讲述走入婚姻的时刻，“我不知道‘爱上’是什么意思，但我有明确的意愿维持这段关系，我不可能和不是作家的人在一起。”

他们一起写作，互为编辑，互相补充对方说的话。丈夫邓恩成为了狄迪恩与世界连接的那条“缓冲带”，他总能接上她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活、社交和写作交融在一起。1966年，他们收养了女儿，取名为金塔纳（Quintana Roo），他们在地图上看到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这个州名，以此作为女儿的名字。

但婚姻是复杂的。狄迪恩在纪录片里说，他也有急性子和暴脾气，长期受困于写作瓶颈，1968年他独自一人去拉斯维加斯写作小说。而狄迪恩生活在加州，写自己的报道。1988年，她和丈夫搬到纽约，一直居住在那里。

2003年，丈夫邓恩突发冠心病去世，狄迪恩写了“非虚构”《奇想之年》，她写了自己在丈夫离世后女儿接连生病的经历，在极端哀痛中对死亡、婚姻、记忆和理性崩溃的心理体验。

写完这本书很难，或许是因为她第一次写自己。然后是艰难的另一本书，《蓝夜》。2005年，狄迪恩的女儿金塔纳由流感引发肺炎、脑出血，康复治疗两年后去世。她将对女儿的回忆和“作为母亲”的反思，写进《蓝夜》。

狄迪恩在纪录片里回忆，她曾和女儿谈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女儿说，“你还行吧，但你有些疏远。”这令狄迪恩惊讶，她本以为自己和丈夫一直很需要女儿，也与她亲近。“我意识到也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好好聆听，我们听到他们（孩子）说的话，但并没有仔细思考其中的内容。”

那几年，一个生活细节体现了狄迪恩的改变，她将黄色跑车换成了一辆沃尔沃旅行车。她意识到自己真正进入暮年，一直到2021年，狄迪恩在纽约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里，她解释了这场转变的发生，“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多老了，邓恩在世的时候，我总是透过他的视角看自己，而他眼中的我，就像我们结婚时那样——所以他去世后，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审视自己。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放弃那辆黄色克尔维特的时候，是真的彻底放弃了。”

“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开着黄色克尔维特跑车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