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年初二，我们去给我的姑姑拜年 他家上来的是两瓶茅台

农历正月初二，天没亮透我就被妻子推醒了。

“快起，说好九点出门的。”她一边往行李箱塞礼盒一边念叨，“给你姑带的阿胶糕，给你姑父的两条烟，还有给孩子的红包……对了，红包包多少？”

“六百吧。”我揉着眼睛坐起来，“去年姑给咱孩子八百，咱不能少了。”

妻子手顿了顿：“可咱家俩孩子，她家一个。这账怎么算都是亏。”

我没接话。有些账不能细算，尤其是亲戚间的。

出门时天飘起了毛毛雨。车开上高速，妻子刷着手机突然说：“哎，你看新闻没？湖北有个烟花爆竹店爆炸，死了十二个人。”

我心里一紧：“大过年的……”

“就是啊。”她叹了口气，“所以我说，过年放鞭炮意思意思就行，非得买那么多。”

车里沉默下来。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着，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灰蒙蒙的田野。今年是丙午马年，高速路广告牌上到处是“马到成功”的祝福语。可我的车贷还有十八个月，房贷还有二十年，成功在哪儿呢？

到姑姑家已经十一点了。是老城区的单元楼，楼道里还贴着去年的春联，浆糊没粘牢，一角耷拉下来。

开门的是姑父，穿着簇新的枣红色毛衣，笑得眼角的褶子都挤在一起：“来了来了！快进来！”

屋里暖气开得足，热浪扑面而来。姑姑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路上堵不堵？菜马上就好！”

客厅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亲戚——大舅、二姨夫、还有两个面生的年轻人，说是姑姑的侄媳妇的弟弟。大家互相拜年，说着吉祥话，空气里弥漫着瓜子香和尴尬的客套。

我带来的阿胶糕被姑姑接过去，随手放在堆成小山的礼盒堆最下面。那条烟，姑父拆了直接散给在场的男人。红包推让了三个回合，最后还是塞进了孩子口袋。

十二点半开饭。圆桌摆得满满当当：整鸡、全鱼、四喜丸子、梅菜扣肉……都是硬菜。姑姑解了围裙坐下，脸颊被热气蒸得通红：“都是自己做的，比饭店的预制菜强。大家放开吃！”

酒是这时候拿出来的。

姑父从柜子深处提出两个白瓷瓶，瓶身上那抹熟悉的酱色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今天高兴，喝点好的。”他笑呵呵地开瓶，木塞发出“啵”的一声轻响。

桌上瞬间安静了。大舅伸长脖子：“这……这是茅台？”

“18年的。”姑父语气随意，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朋友送的，一直没舍得喝。今天家里人齐，正好。”

我盯着那瓶酒，脑子里飞快地算：一瓶三千，两瓶六千。六千是什么概念？是我半个月的工资，是孩子半年的补习费，是家里那台总出毛病的冰箱的售价。

酒倒进分酒器，再分到小酒杯里。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晃荡，泛着细腻的光泽。

“来，第一杯，祝大家新年快乐！”姑父举杯。

我跟着举起杯子，手有点抖。杯子凑近鼻尖，一股复杂的香气——粮香、曲香、陈香，混在一起，厚重得让人发晕。

抿了一小口。酒液滑过舌尖，是辣的，但辣得醇厚，辣过后是回甘，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确实和平时喝的二三百的酒不一样。

“怎么样？”姑父笑着看我。

“好酒。”我干巴巴地说。

“那就多喝点。”他又给我满上。

桌上重新热闹起来。大家开始聊房价、聊孩子上学、聊谁谁谁升职了。茅台成了话题的中心，每个人都要评价两句，仿佛不夸几句就显得不懂行。

我闷头吃菜。妻子在桌下踢了我一脚，眼神示意我少喝点。我点点头，可姑父敬酒不能不喝，大舅敬酒不能不喝，连那个侄媳妇的弟弟都来敬了一杯。

两斤酒，十个人分，其实每人也就二两。可这二两，喝得我心里沉甸甸的。

吃到一半，姑姑突然说：“对了，小斌（我儿子）是不是快中考了？成绩怎么样？”

妻子接话：“还行，就是数学弱点儿。”

“那可不行。”姑姑放下筷子，“现在中考比高考还重要。我认识个补习老师，市重点退休的，一小时八百。要不要介绍？”

一小时八百。我胃里的茅台开始翻涌。

“不用了姑，”我听见自己说，“孩子自己挺努力的。”

“努力顶什么用？”姑姑不以为然，“该花钱的地方就得花。你看我孙子，从小学就开始请一对一，现在在重点班，年级前五十。”

她孙子，就是我表弟的孩子，今年高二。表弟做生意，据说做得挺大。

“是啊，”姑父接话，“教育投资是最值得的。来，再喝一杯。”

我又举起杯子。这次喝得急，呛了一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饭后，女人们收拾碗筷，男人们移到客厅喝茶。姑父泡的是金骏眉，茶汤橙红透亮。他聊起最近的投资，说买了什么基金，赚了多少。又说打算换车，看中了宝马X5。

我捧着茶杯，看着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突然想起去年国庆，父亲住院，我找姑姑借两万块钱应急。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最近手头也紧，你表弟生意要周转……”

后来是我刷的信用卡。

“想什么呢？”姑父拍拍我肩膀。

“没什么。”我笑笑，“这茶真好。”

“朋友送的，一斤得这个数。”他比了个手势。

我没问是多少。不想知道了。

下午四点，我们告辞。姑姑装了一大袋自己炸的丸子、酥肉，非要我们带上。推让时，她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那酒你姑父宝贝得很，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今天你们来，他是真高兴。”

我鼻子一酸：“姑，太破费了。”

“破费啥，一家人。”她拍拍我的手，“常来啊。”

回程路上，雨停了，天边露出一抹夕阳。妻子开着车，突然说：“那酒……真那么贵？”

“嗯。”

“喝出啥特别的了？”

我想了想：“就是……挺顺的。”

妻子笑了：“三千块的顺。”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心里那点郁结好像散了些。

手机响了，是工作群的消息。领导发了个通知：明天上午九点，项目复盘会，所有人必须参加。

我回复“收到”，然后关掉屏幕。

窗外，城市华灯初上。又一个新年，就这样在茅台的金贵、亲戚的客套、生活的重压里，过去了。

妻子忽然说：“明年，咱们也买瓶茅台吧。不请客，就咱俩自己喝。”

我转头看她，她眼睛盯着前方路况，侧脸在黄昏的光里显得很温柔。

“好。”我说，“就买一瓶。你一半，我一半。”

车驶出高速，熟悉的城市街景扑面而来。路灯一盏盏亮起，照亮回家的路。远处不知谁家放起了烟花，在夜空炸开一朵短暂的花。

我想起今天出门前，孩子问我：“爸爸，为什么一定要去拜年？”

我说：“因为是一家人啊。”

现在我想，一家人是什么呢？是三千块的酒，也是推来让去的红包；是客套的关心，也是装在塑料袋里的炸丸子；是攀比的尴尬，也是临走时那句“常来”。

都是，又都不是。

手机又震了一下，“今天人多没顾上多说话。你爸走得早，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有事别自己扛，跟姑说。”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回复：“知道了姑。您也多保重身体。”

放下手机，车已经开进小区地库。妻子停好车，没急着下去，而是转头看我：“其实……你姑对你挺好的。那年你妈做手术，她偷偷塞给我五千块钱，不让告诉你。”

我愣住了。

“她怕你知道了有压力。”妻子轻声说，“那钱，后来我攒够了，又还她了。她一开始不要，我说是借的，必须还，她才收下。”

地库的灯很暗，我看不清妻子的表情。

“所以啊，”她拉开车门，“人不能光看表面。酒是贵，情也是真的。”

我坐在车里，半天没动。

原来那些我以为的客套，底下藏着真心。那些我觉得的攀比，或许是另一种笨拙的关心。就像那瓶茅台——姑父可能只是想拿出最好的招待我们，却不知道这份“最好”成了我们的负担。

而我也一样，带着计较去，怀着愧疚回，却忘了拜年的本意，原本只是看看亲人是否安好。

下车时，我拎上那袋炸丸子。袋子上渗出了油渍，在掌心留下温热的触感。

电梯上行，镜子里的我眼角有了细纹。今年四十了，第一次喝茅台，在姑姑家。

挺好。

真的，挺好。

打开家门，两个孩子扑过来：“爸爸妈妈回来啦！”

妻子把丸子递给母亲：“姑炸的，让带回来的。”

母亲接过，闻了闻：“还是那个味。你姑手艺没变。”

我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三千块的酒和二三十块的炸丸子，在某个层面上，是一样的。

都是亲人拿出来的，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

这就够了。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酒意才慢慢泛上来。不是醉，是一种微醺的柔软。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是天气预报：明天晴，-2℃到8℃。

新的一年，真的开始了。

我闭上眼睛，想起姑姑家那瓶茅台在灯光下的光泽，想起姑父倒酒时微微颤抖的手，想起妻子在地库昏暗光线里的侧脸。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马年的年初二，酿成了一杯复杂的酒。

而我终于懂得，有些滋味，不在价格标签上，在举杯时的心意里。

这就够了。真的，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