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我给所有人包了红包，母亲却说：你挣钱多应该的！

腊月二十八，我站在北京朝阳站的候车大厅里，手机屏幕亮着，是母亲发来的语音。

“婉玉，回来的时候买点稻香点，你弟弟爱吃牛舌饼。还有，别空着手，给你舅妈带条围巾啥的，人家上回还念叨你呢。”

我听着那条长达五十九秒的语音，最后一句是：“火车票买着没？别买太晚的，你爸说三十儿中午吃饭。”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揣回大衣口袋，没回。

站台上风很大，我裹紧围巾，拎着行李箱上了高铁。车厢里暖气开得足，我把大衣脱下来搭在腿上，靠着窗户闭上眼。窗外掠过光秃秃的华北平原，灰蒙蒙的天，偶尔有几栋刷成白色的农家小楼。

隔壁座位的姑娘正在跟人视频，声音压得很低，但笑声很响。“妈，我买了两盒燕窝，对，给你和我爸的……哎呀别嫌贵，我今年涨工资了……”

我侧过头去看她，二十出头的样子，眼睛弯弯的，手机举得高高的，恨不得把整个车厢都塞进屏幕里给她妈看。

我收回目光，继续闭眼。

记忆里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跟她打过电话。

我妈，翟玉芝，今年五十七。我爸比她大三岁，老实了一辈子，在县城粮库干了三十年，最后两年赶上改制，拿了两万块钱买断工龄回家了。我妈在百货站干过售货员，后来站里倒闭，她去私人超市打工，再后来我爸身体不好，她就回家待着了。

我弟，陈浩然，比我小五岁，今年二十六。在省城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逢年过节朋友圈里全是开单喜报和凌晨两点的加班定位。

我呢，陈婉玉，三十一岁。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现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年薪算上奖金六十万出头。未婚。

这个“未婚”在翟玉芝女士那里，比我年薪少个零还让她难受。

高铁开了四个半小时，在省城停了三分钟，我弟上车了。

他拎着一个帆布包，穿着一件灰色卫衣，帽子压得很低，找到座位后直接瘫在我旁边：“姐，给我挪点地儿。”

我把腿往边上收了收，看着他闭眼就睡。

他睡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快进站才醒。醒了第一件事是摸手机，第二件事是问我：“姐，你今年给妈包多少？”

我看着他：“怎么，怕我包少了影响你过年？”

他嘿嘿一笑，把手机揣回兜里：“我就是随便问问，你这人，老把我想那么坏。”

我没说话。窗外已经开始出现县城边缘那些熟悉的老楼，外墙皮掉得斑驳，窗户上装着生锈的防盗网。县城火车站还是那个样子，出站口的小广场上停满了拉客的黑车，冬天的风灌进脖子里，扎得生疼。

我爸站在出站口，穿着一件我前年给他买的羽绒服，袖口已经磨得发白。看见我们，他抬起手挥了挥，笑得一脸褶子。

“回来了？路上累不累？”

他把我的行李箱接过去，又看了看我弟的帆布包：“就带这么点东西？不冷啊？”

我弟把手插在兜里，缩着脖子走在前头：“不冷不冷，赶紧上车，冻死了。”

我爸叫的车是一辆老款夏利，司机是他在粮库的老同事，退休后跑黑车。车子发动的时候，我听见我爸问他：“老刘，你闺女回来没？”

“回来了，昨天到的，带了对象回来，谈了一年多了。”

“那挺好。”

“你家婉玉呢？还一个人呢？”

我爸没接话，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县城变化不大，只不过原来的人民商场改名叫“鑫源购物中心”，原来国营理发店那块变成了一家卖手机的门店，门口挂着大喇叭，循环播放着“年终大促，买手机送大礼”。

我妈站在单元门口，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是我去年给她买的。看见车子停下来，她快步迎上来，一把拉住我弟的胳膊：“哎呀我儿瘦了，是不是天天加班？吃饭咋整？”

我弟笑着搂住她肩膀：“没事儿妈，我不瘦，就是这两天跑客户跑累了。”

我妈这才把目光转向我：“婉玉也回来了，咋穿这么少？北京不冷啊？”

我说：“不冷。”

她点点头，转身往楼道里走：“快上楼，饭都凉了。”

六楼，没电梯。我拎着行李箱往上爬，我妈走在前面，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箱子：“拿这么沉，都带啥了？”

“给你们买的东西。”

“买啥啊，乱花钱，家里啥也不缺。”她嘴上这么说，脚下却停了一停，等着我跟上。

家里还是老样子。老式的三居室，客厅不大，沙发还是十几年前那一套，我爸舍不得换，说还能坐。茶几上摆着花生瓜子和糖果，电视开着，放的是县电视台的春节特别节目。

我把行李箱打开，把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给爸买的羊绒衫，给妈买的羊毛围巾，给弟买的一双运动鞋——限量款，我排了半天队。

我妈把围巾抖开，对着镜子比了比：“颜色有点暗吧？我这岁数，得穿亮色的。”

我说：“那要不我回去换？”

“换啥呀，大过年的。凑合穿吧。”

我弟已经蹲在那儿试鞋了：“姐，这鞋正版吗？网上都炒到两千多了。”

“两千八。”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

年夜饭是我妈和爸一起做的。我爸炖的排骨，我妈包的饺子，还有炸带鱼、酱牛肉、拌海蜇，摆了满满一桌子。我妈张罗着摆碗筷，把最舒服的那把椅子拉到我弟跟前：“浩然你坐这儿，这椅子靠背高，你上班累，好好歇着。”

我爸把电视音量调大，春晚刚开始倒计时。

窗外有小孩在放炮仗，噼里啪啦的响。楼下的路灯上挂着两个红灯笼，风吹过来，晃晃悠悠的。

我坐在桌边，看着我妈忙里忙外，一会儿给我弟夹菜，一会儿问他谈没谈对象，一会儿又嫌他吃得太少。

“妈，”我开口，“你也吃。”

“我待会儿吃，你先吃。”

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把目光移向电视。屏幕上主持人正在念贺词，一口标准的播音腔，喜庆又遥远。

吃完年夜饭，我妈把碗筷收走，我爸去阳台抽烟，我弟窝在沙发上玩手机。我坐在餐桌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那个信封，脚步顿了一下。

“妈，”我把信封推到她面前，“这是我今年孝敬你和我爸的，一万块。还有这些，”我又拿出几个红包，“你和爸一人一个，里头装的是压岁钱，每人两千。还有给浩然的两千——这个不算。”

我妈看着我手里的红包，没接，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你给这么多干啥？”

“过年嘛。”

她又看了我一眼，把那沓钱收起来，没数，直接塞进围裙口袋里。然后她把那三个红包拿起来，掂了掂。

“这是给我的？两千？”

“嗯。”

“给你爸的也是两千？”

“嗯。”

她拿起那个写着“浩然”的红包，在手里掂了掂：“这个也是两千？”

“那是压岁钱。”我顿了一下，“我另外给浩然准备了，明天给他。”

我妈把红包放下来，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别的什么。

“婉玉啊，”她开口，“你现在在北京挣得多，一年几十万，这钱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你弟弟刚工作，挣得少，往后你多帮衬他点，也是应该的。”

我握着杯子的手微微收紧。

她继续说：“你一个人在北京，吃穿不愁，回来过年就该高高兴兴的。给家里拿钱是孝心，妈领了。浩然是你亲弟弟，你们姐弟俩好好处，往后老了也是个伴儿。”

“妈，”我开口打断她，“我挣钱多，是因为我每天加班到凌晨两点，是因为我三十一了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是因为我怕哪天不拼命了，连现在这点东西都保不住。”

她愣了一下，脸色变了变。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啥？”她摆摆手，“妈知道你辛苦，但你挣得多也是真的呀，这有啥可说的？你弟弟不一样，他刚起步，你多担待点。等他以后发达了，还能忘了你这个姐姐不成？”

我看着她的脸，这张我看了三十一年的脸。

她头发白了不少，染过，但发根又长出一截白的。眼角的皱纹比去年更深，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我记得小时候，她就这样笑着，把我抱在膝头，一口一口给我喂饭。

那时候，她总说：“婉玉乖，妈疼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眼里只剩下了弟弟。

我把手伸进包里，指尖触到一个更厚的红包。那是给我弟准备的，整整八千八百八十八，讨个吉利。

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

我妈眼睛亮了：“哟，这是给浩然的吧？我就说嘛——”

“妈，”我打断她，“这钱，我本来是给浩然准备的。”

“那快给他呀。”她伸手就要去拿。

我把手压在那个红包上。

“你说得对，我挣钱多。既然应该的，那今年浩然买房的首付，也应该是应该的吧？”

我妈的手僵在半空。

空气忽然安静下来。

客厅里，春晚主持人的声音变得格外响亮：“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妈的脸色慢慢变了，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把红包收回包里，“我就是想问问，既然我挣钱多是应该的，那我弟弟买房是不是也是我应该的？那他结婚呢？以后养孩子呢？是不是都是我应该的？我应该到什么程度才是个头？”

我妈愣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声音一下子尖了：“你弟弟刚工作，还没站稳脚跟，你这个当姐姐的怎么能这样说话？他买房你不帮谁帮？难不成还让我和你爸出钱？我们哪有那本事？”

“那我当年刚工作的时候呢？”

“你那时候……”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千五，租房花一千二，吃饭花六百，剩下的钱全寄回来供他上大学。我四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出去吃过一顿饭。你打电话从来只问钱到没到，不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

我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阳台门被推开了，我爸站在门口，手里还夹着半根烟。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妈，眉头皱起来：“大过年的，吵啥？”

我弟也从沙发上坐起来，手机扔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我从包里把那个厚红包又拿出来，放在桌上。红彤彤的一沓，特别扎眼。

“浩然，”我说，“姐给你准备的，八千八百八十八，本来想明天早上给你。现在你自己决定要不要。”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电视里的声音还在响。一个女歌手在唱一首挺喜庆的歌，什么“好运来”之类的。

我妈直直盯着那个红包，又看看我弟。

我爸夹着烟的手抖了抖，烟灰掉在地上，他也没去踩。

我弟站起来，慢慢走到桌边，拿起那个红包，掂了掂。

然后他把它放回桌上，推到我面前。

“姐，我不要。”

我妈一愣：“浩然你说啥？”

“我说我不要。”他把手插进卫衣兜里，低着头，“妈，你别说了。”

我妈的脸一下子变了，变得我认不出来。她张着嘴，好像想说什么，又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

客厅里的灯光很亮，照着她那张皱纹纵横的脸。那上面有惊愕，有不解，还有一点我从来没见过的——委屈。

我爸叹口气，走到沙发边坐下，把电视声音调小了。

窗外的炮仗声变得清晰起来，噼里啪啦的，远远近近响成一片。楼下不知道谁家在放烟花，红的绿的光一闪一闪，映在窗户玻璃上，又落在客厅的地板上。

我弟重新坐回沙发上，拿起手机，但没看屏幕，就那么握着。

我把桌上的红包收起来，放回包里。

“妈，”我说，“我去阳台透透气。”

阳台的风很冷，我靠在栏杆上，看着远处升起的烟花。县城没有禁放令，除夕夜热闹得很，炮仗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闷闷的，脆脆的，混在一起，织成一片混沌的声响。

身后传来脚步声。

是我爸。

他站在我旁边，从兜里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根。我摇摇头。

他自己点上，狠狠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烟，被风吹散了。

“你妈那人，”他说，“你知道的，她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说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小时候，她也疼你。那时候你上小学，冬天冷，她把你棉袄裹得紧紧的，生怕你冻着。”

“我知道。”

“后来有了你弟，她就……”他没说完，又吸了一口烟。

“爸，我没怪谁。”

他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屋里的光透出来，亮亮的。

“你妈就是那个思想，改不了了。你心里不舒服，爸知道。但你也别往心里去，她老了，思想转不过来。”

“我知道。”

他拍拍我的肩，转身回去了。

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又站了很久。

风把头发吹得乱飞，我拢了拢，看见楼下有几个小孩在放炮。他们提着那种电子的灯笼，跑来跑去，笑声隐隐约约传上来，脆生生的。

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这样跑过。

那时候我妈站在阳台上，探出身子喊：“婉玉，别跑远了，回来吃饭——”

那时候她喊的是我的名字。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眶有点发酸。

回到屋里，我妈已经进厨房了。我弟还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我爸在看电视。

我去厨房倒水，我妈背对着我，在水池边洗东西。

“妈。”

她没回头。

我走过去，把那个一万块的信封从兜里掏出来，放在灶台上。

“这是我给你们的，收好。”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停，但没转身。

我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坐在床沿发呆。

这是以前我和我弟住的那间房，后来我去了北京，就变成他的了。墙上还贴着他高中的奖状，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还有一个县里数学竞赛的三等奖。那些奖状发黄了，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粘着，勉强不掉下来。

我小时候也得过奖状，全区作文比赛一等奖，市里英语竞赛二等奖，那些贴哪儿了我不知道，反正后来都不见了。

手机响了，是一条微信。

发信人：浩然。

“姐，对不起。”

我看着那四个字，好半天没动。

然后我回：“跟你没关系。”

他又发：“我知道妈那样不对。以前我小，不懂，现在知道了。姐，你在北京累不累？”

我盯着屏幕，眼眶又有点发酸。

“还行。”

“以后你别管我了，我自己能行。你挣的钱自己攒着，在北京买房也好，干啥也好，别给我花了。”

我没回。

过了几分钟，他又发一条：“姐，新年快乐。”

我回：“新年快乐。”

外面开始放零点的炮仗了，铺天盖地的响。烟花一朵接一朵在窗外炸开，红的绿的紫的，把房间照得忽明忽暗。

我站起来，推开门走出去。

客厅里，我爸在看春晚倒计时，我弟坐在他旁边，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厨房出来了，坐在餐桌边，手里捏着那个信封，正看着我。

我们对视了两秒。

她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

我走到沙发边，在弟旁边坐下。

电视里，主持人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

我弟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窗外的炮仗声震天响，把倒计时完全淹没了。但我看见他的嘴型，他在说：新年快乐。

我也张嘴，用口型说：新年快乐。

我妈站起来，从茶几上拿起一个橘子，递到我面前。

“婉玉，吃个橘子，去去火。”

我接过来。

橘子皮凉凉的，带着一股清香。我剥开一瓣，放进嘴里。很甜，一点都不酸。

我爸笑着说：“这就对了嘛，一家人，大过年的，高高兴兴的。”

我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也笑了，但那笑容里有点不自然，眼睛一直往我这边瞟。

我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困了困了，睡觉去，明早还得起来吃饺子。”

我跟着站起来，把剥下来的橘子皮扔进垃圾桶。

“婉玉。”我妈叫住我。

我回头。

她站在餐桌边，灯光照着她的脸。那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清，有点复杂，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

“那个……你给浩然准备的那红包，他真不要？”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他说不要，那就不要吧。”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回到房间，把门关上，躺到床上。外面还在放炮仗，一直响一直响，不知道要响到什么时候。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公司的群，同事们在发红包，抢得热闹。我随便抢了一个，两毛三。

然后我翻到和妈妈的聊天记录，最后一条还是她那条五十九秒的语音。我没听完，但我知道里面说了什么。

我点了播放，放在耳边。

“……你舅妈上回还念叨你呢。对了，你弟说想换个手机，你看你要是有多余的，给他带一个也行……”

我没听完就关掉了。

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这一觉睡得不踏实，梦一个接一个的。梦见小时候，梦见我妈把我抱在怀里，梦见她给我梳辫子，梦见她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

后来又梦见别的，梦见我考上大学，她笑着说好，然后转脸就去问我弟作业写完了没。梦见我第一年在北京过年，打电话回去，她说你弟感冒了，发烧，难受得不行，我说那你们注意身体，她说嗯，然后就挂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窗外有人在放开门炮，砰砰砰的，把玻璃震得嗡嗡响。

我翻个身，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七点四十。

微信群里有几百条消息，都是拜年的。我划拉了几下，看到我妈在家庭群里发了条语音。

点开听，是她中气十足的声音：“浩然啊，快起来吃饺子，妈煮好了，你爱吃的猪肉大葱的。婉玉呢？醒了没？”

我坐起来，把头发拢了拢，推门出去。

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我妈正往桌上端饺子。看见我，她招呼了一声：“醒了？赶紧洗脸去，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嗯”了一声，去卫生间洗漱。

镜子里的自己有点憔悴，眼底有点青。我搓了搓脸，把头发扎起来，深吸一口气。

走到餐桌边的时候，我爸已经坐那儿了，正往碗里倒醋。我弟也坐下了，手里拿着筷子，正盯着手机看。

我妈把最后一盘饺子端上来，自己坐下，然后抬头看着我。

“婉玉，妈问你个事儿。”

“嗯？”

“你北京那边，房贷还着没？”

我愣了一下：“还着呢，怎么了？”

她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顿了一下才开口：“那你这钱还给家里，自己够花不？”

我看着她的脸。

那脸上有皱纹，有疲惫，还有一点我看不太清的东西，像是关心，又像是别的。

我端着碗坐下来，说：“够花。”

她点点头，把一碟醋推到我面前：“那行，够花就行。吃饺子吧。”

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猪肉大葱的，我妈的拿手馅儿，汁水很足，满嘴都是香味。

我弟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说：“姐，你回北京哪天走？我送你。”

我说：“初三。”

他点点头，又低头吃饺子去了。

吃完早饭，我爸去楼下遛弯，我弟回房间继续睡觉，我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我妈在厨房收拾碗筷，哗哗的水声响了好一阵子。然后她擦着手走出来，在我旁边坐下。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婉玉，你妈不会说话，你知道的。”

我看着手机屏幕，没吭声。

她继续说：“妈不是那意思，不是说你该给浩然买房。妈就是……妈就是觉得，你们俩是我的孩子，哪个都心疼。可浩然是个男娃，以后要成家立业的，压力大。你不一样……”

我抬起头，看着她：“我哪里不一样？”

她愣住了。

“因为我是女的？还是因为我能挣钱，所以不需要心疼？”

她的嘴张了张，说不出话来。

我放下手机，转脸看着她。她的眼神闪躲着，一直不敢正眼看我。

“妈，我从十八岁离开家，到现在十三年了。这十三年里，你问过我几次在北京过得好不好？你关心过我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受委屈，有没有想家？”

她的眼眶红了。

“婉玉……”

“我没怪你。”我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也是你女儿。”

她低着头，两只手攥着围裙的边角，攥得紧紧的。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挂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地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我：“婉玉，妈对不起你。”

我愣住了。

这是三十一年来，我第一次听她说这句话。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有点抖：“妈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觉得闺女大了，自己会照顾自己，就把心思都放在你弟身上了。妈没想到，你也是孩子，你也要人疼。”

我说不出话来。

她抬起手，抹了一把眼睛：“你别怪妈，妈是真的没往那方面想。昨天晚上你说了那些话，妈一宿没睡着，翻来覆去想，想我以前是不是真对你不好。想来想去，好像真对你不好。”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白了好多，手背上青筋凸起，指关节粗大，是这么多年操劳留下的痕迹。

“婉玉，你能原谅妈不？”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原谅？不原谅？这两个词都太简单了，简单到没法装下这三十一年的复杂。

她见我不说话，垂下头去，小声说：“没事，你不原谅也行，是妈的错。”

我深吸一口气，伸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有点凉。

“妈，”我说，“我原谅你。”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全是泪。

“但是你要知道，浩然不是我儿子，是我弟弟。我可以帮他，但不能养他一辈子。”

她连连点头：“妈知道，妈知道。”

“他的房子，他得自己想办法。我最多借他一点，借多少看我心情。”

她又点头：“行，你说咋办就咋办。”

我看着她那张皱纹纵横的脸，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还有，”我说，“往后你多关心关心我。我虽然三十一了，但也想有人疼。”

她使劲点头，眼泪掉下来，滴在围裙上。

“妈疼你，妈以后一定疼你。”

我松开她的手，靠在沙发背上，看着天花板。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明晃晃的，照得客厅里暖洋洋的。

我妈站起来，在围裙上擦擦手，说：“妈去给你热杯牛奶，你早上喝得少。”

我看着她走向厨房的背影，忽然叫住她：“妈。”

她回过头。

“昨晚那红包，我还是想给浩然。他不要，你就帮我收着，等他啥时候需要了再给。”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上绽开一个笑。

那笑里带着泪，但真是高兴的。

“行，妈帮你收着。”

初三那天，我弟送我去火车站。

还是那辆老夏利，还是我爸那个老同事开的。我弟坐副驾驶，我坐后座，一路上没怎么说话。

到了火车站，他把我的行李箱拎下来，站在进站口前，搓了搓手。

“姐。”

“嗯？”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

我愣住了。

“这是啥？”

“给你的压岁钱。”他低着头，不敢看我，“不多，两千块。你给我的那个八千多，我不拿，但你是我姐，我得给你压岁钱。”

我看着那个红包，红彤彤的，封口粘得很紧。

“你哪来的钱？”

“上个月业绩好，发了点奖金。”

我没接。

他把红包塞进我大衣口袋里，退后两步。

“姐，你在北京好好的。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虽然没啥大本事，但好歹是个男的，能给你撑腰。”

我看着他的脸，那张和我有几分相似的脸。

他长大了，真的长大了。

我点点头，声音有点哑：“知道了。”

他笑了笑，挥挥手：“快进去吧，别误了车。”

我拎着箱子往进站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他还站在那儿，手插在兜里，缩着脖子，像个傻小子。

我冲他挥挥手，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想起小时候，他刚刚学会走路，跟在我屁股后面，姐姐姐姐地叫。

那时候他小小的一团，走几步就摔一跤，摔了就哭。

我跑回去抱起他，哄他：“不哭不哭，姐姐在呢。”

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把他当成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不点。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长这么大了，大到知道心疼我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县城，想起我妈，想起我爸，想起我弟。

想起那个除夕夜，想起那番对话，想起那些年的委屈，也想起今天早上，我妈给我端来的那杯热牛奶。

牛奶很烫，她吹了又吹，才递到我手上。

她说：“慢慢喝，别烫着。”

我低下头，看见她围裙上沾着一块油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溅上的。

我把那个红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拆开，里面是两千块钱，崭新的，还带着油墨的香味。

我把钱装回去，放好，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手机震了一下，是微信。

我妈发的：“到北京来个电话。”

我回：“好。”

她又发：“牛奶喝了吗？”

我回：“喝了。”

她发了一个笑脸的表情，然后又发了一条：“妈也想你。”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关了，放进兜里。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把整个车厢照得明晃晃的。

我把头靠在玻璃上，看着自己的倒影，隐隐约约的，嘴角好像弯了一下。

火车往前开着，开向北京，开向我生活了十三年的那座城市。

那个城市里有我的房子，我的工作，我的朋友，还有我一个人的生活。

但我知道，从现在开始，那座城市外面，还有一个人会惦记着我。

她会问我冷不冷，会问我累不累，会问我有没有按时吃饭。

就像小时候那样。

我闭上眼，阳光暖暖地照在脸上，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好像一首很老的歌。

正月十五那天，我收到一个快递。

是我妈寄来的，一个大箱子，沉甸甸的。

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东西：一袋冻饺子，一袋冻包子，一袋冻豆包，还有一瓶她腌的糖蒜，一罐她熬的辣椒酱。

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我爸的字迹：

“你妈说这些东西你爱吃，给你寄点。到了记得放冰箱。你妈还说，北京冷，多穿点。你妈还问你，啥时候再回来？爸”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客厅里，站了很久。

窗外是北京的元宵夜，远处的楼群灯火通明，烟花不断升起又落下，把天空染成五颜六色。

我把纸条收好，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放进冰箱。

冰箱里塞得满满的，都是家里的味道。

我站在冰箱前，看着那些东西，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个视频。

我妈接的，她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刚洗过，还有点湿。看见我，她笑起来：“哟，婉玉，吃饭没？”

“吃了。”

“吃啥了？”

“煮了你寄的饺子。”

她满意地点点头：“那就行。对了，你弟今天相亲去了，是个小学老师，人挺不错，他说聊得还行。”

“那挺好。”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说我弟的事，说我爸的事，说邻居家的事。我听着，时不时应一声。

窗外烟花炸开的声音传进屏幕里，她在那边听见了，问：“北京放烟花呢？”

“嗯，元宵节。”

她点点头，忽然停下来，看着我。

“婉玉。”

“嗯？”

“你在北京好好的啊。”

“我知道。”

她顿了一下，又说：“妈想你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

屏幕里，她的脸有点模糊，但那双眼睛亮亮的，透过几百公里的距离，一直看到我心里。

我深吸一口气，说：“妈，我也想你。”

她笑了，皱纹堆起来，但笑得很开心。

窗外的烟花还在炸，一朵接一朵，把夜空照得亮堂堂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光亮，忽然觉得，这个元宵节，好像没那么孤单了。

因为我知道，在那座千里之外的县城里，有一个人，正在想我。

她叫翟玉芝，是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