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借钱救我却没钱治病，15年后我卖公司第一件事：先还这份情！

那年我刚上初二，一场高烧险些要了我的命。

村里的诊所说看不了，得去县医院。母亲揪着围裙角，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隔壁张婶说发烧都得打点滴，没个千八百下不来。可我们家连五十块都拿不出来。

那时候父亲已经躺在地里三年了。他走得突然，连句遗言都没留下。就剩下一堆烂账，和瘫在炕上的奶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砖窑里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给人收拾猪圈。

我躺在炕上，觉得整个房子都在转。母亲把最后的草药给我熬了，又去找远房姑姑借钱。可那时候谁家都不宽裕，能借到二三百就算是看在亲戚份上了。

大伯是天快黑时来的。他骑着那辆生锈的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两个油渍斑斑的黑塑料袋。

“嫂子，先别急。”大伯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里面是两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我刚在街上买的，趁热给娃吃。”

母亲抹着眼泪说不用，大伯却坚持。“先把东西吃了，人才有力气想办法。”他从破旧的衣兜里摸出一叠皱巴巴的票子，认真抹平，一张张数给母亲。

“一共两千块。”大伯说，“都是我这些年攒的棺材本。本来想着…算了，救人要紧。”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大伯准备给大娘治病的钱。大娘有肝病，总说自己撑不了几年了。大伯每个月省吃俭用，就指望着能给大娘看个好点的医院。

那天晚上，母亲骑着三轮车带我去了县医院。医生说再晚来两天就危险了。打了三天点滴，烧总算退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拼，慢慢有了自己的公司。

去年夏天，我回村里给母亲修房子。听说大伯住院了，我赶紧去看他。

病房里，大伯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大圈。床头柜上放着几个洗得发白的塑料饭盒，还有半瓶开了封的矿泉水。

“大伯，您这是…”

“肝癌。”大伯笑着说，“晚期了。”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原来那天大伯把给大娘治病的钱借给我们后，大娘的病一直没能好好治。去年大娘走了，大伯整个人就垮了。等发现自己也得了肝癌，已经是晚期。

“傻孩子，哭什么。”大伯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说话轻声细语的。“人这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你看你现在多出息，我这心里啊，美着呢。”

我转身出了病房，站在走廊里抽烟。一支接一支，烟头烫得手指发疼也不觉得。走廊尽头的白炽灯一闪一闪的，照得人影子忽长忽短。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公司的财务。“把公司卖了。”我说。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好不容易创业有了起色，为什么要卖？

但我知道，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我在医院楼下找到一家老面馆，要了碗牛肉面。面条上飘着几片青菜，油花晃得眼睛发酸。二十年前，大伯借给我们的两千块，救的不只是一条命，还有一个家。

现在，也该我来还这份情了。钱不钱的无所谓，重要的是这份心意。

“大伯，我给您转院去北京。”我站在病床前，握着大伯的手说。他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却还是那么温暖。

大伯想拒绝，但我不由分说地安排好了一切。专家会诊、保肝治疗、基因检测…我把能想到的治疗方案都试了一遍。

去年冬天，大伯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我们坐在医院的花园里，阳光暖洋洋的。大伯说想吃家乡的肉包子，我马上让人开车去买。

“还记得当年那两个肉包子吗？”大伯咬了一口包子，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我在街上转了好久，就想着一定要买热乎的。”

我点点头，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有些恩情，不是用钱就能衡量的。它是寒冬里的一口热包子，是绝境中的一束光，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现在我又重新开了公司，生意比以前还好。每个月我都会抽时间陪大伯去医院复查，周末带他去公园散步。他总说不用这么麻烦，我就笑着说：“大伯，这辈子啊，能帮就帮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