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王嫂带病卖馄饨养大三个孩子 昨天她突然关摊 村口停了十辆豪车

说起我们这有名的王嫂，村里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我是看着她家从坍塌边缘一点点爬起来的。

王嫂原本日子过得还行，她老公老王在县城建筑队干活，每个月能拿四五千。家里盖了两层小楼，三个娃也都挺懂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那场大暴雨，老王去工地加班，脚手架塌了。

那天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一看是王嫂，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上，眼睛红得像兔子。她两手空空，连伞都没带。

“老马，借你家电话用一下。”

我家那部老式座机，号码还是九位数那种。王嫂手抖得厉害，拨了好几次才接通。后来才知道她的手机没电了，又在雨里摔了一跤，连忙跑到我家。

老王没了，家里一下子天塌了。大儿子十六岁，小女儿才八岁。工地给了点赔偿金，不到二十万，对命来说，太轻了。

王嫂没哭几天，就把头发挽起来，去申请了低保。可低保哪够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啊。她就支起个小摊，卖起了馄饨。

早上四点多，村口的路灯还亮着，王嫂的小推车就咯吱咯吱地响了。一碗馄饨五块钱，她卖得特别实在，料也足。冬天手冻得通红，她就用塑料袋套着。有时候我早上出门看见她咳得直不起腰，手还在不停地包馄饨。

“嫂子，要不歇两天？”我曾经劝过她。

“歇不得。”她手里动作不停，包好一个馄饨搁在竹盘里，“大军今年高考，小丫头正是用钱的时候。”

“身体要紧啊。”

“死不了。”她抬头朝我乐，眼角的皱纹都挤到了太阳穴，“你尝尝今天的馄饨，我昨天晚上熬了猪骨汤，香着呢。”

确实香，但喝着总觉得有股咸味，不是盐的咸，而是汗和泪的咸。

她摊上常年贴着三个孩子的照片。大儿子王大军，黑黑瘦瘦的，在省城大学念书；二儿子王小军，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在县城高中；小女儿王丽，扎着两个羊角辫，在村小学。每到开学季，王嫂总是提前一个月多卖两个小时，供孩子们添置新学期用品。

有时候碰上下雨，王嫂就打把旧伞，绑在三轮车把手上，一手撑伞一手下面。伞破了，就用胶带缠一缠。后来有个在医院当护工的老李给她拿了几个废弃的吊瓶架，她就把伞固定到架子上，解放出两只手来。

村里人都知道她不容易，有时候几个老头买了馄饨，付钱时总要说：“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然后多塞两块钱。王嫂从来不会拒绝，只是第二天这些老头再来，碗里的馄饨总会比平时多两三个。

“钱我收了，可咱们明算账。”王嫂这人倔。

她的店面一直是那辆破三轮，冬天用块塑料布挡风，上面压着几块石头。她从来不换车，说是那车是老王生前给她买的，骑着有个念想。车链子断了，就用铁丝绑；轮胎破了，就去补丁；车把手磨得发亮，能照见人影。

去年二月份，王嫂得了肺炎，硬是撑了三天才去诊所。医生差点骂起来：“再晚点你就见阎王爷去了！”

她在床上躺了一周，据说是村支书去医院看她，她让支书帮忙给孩子们打电话：“就说我出去进货了，别说我病了。”

馄饨摊停了七天，第八天，她又推着车出现在村口。脸色灰白，瘦了一大圈，手发抖，可动作还是麻利。

“嫂子，你这……”我欲言又止。

“死不了。”她还是那句话，嘴角却有了点得意，“大军毕业了，找到工作了，小军考上重点大学了，小丫头考了年级第一。”

她从口袋里抽出三张皱巴巴的照片，一张是大儿子穿着西装打领带的样子，一张是二儿子抱着奖状的，还有一张是小女儿抱着一摞书。照片边边角角都磨白了，像是被她摸了无数遍。

去年冬天，村里来了家食品厂，想收购她的馄饨，给了她一张名片。她揣在兜里，从来没打过电话。她说：“我就这点本事，给孩子们打个辅助，等他们有出息了，我就歇着去。”

就这样，年复一年，村口的馄饨摊成了一道风景。有人经过，她总会抬头打招呼；下雨天，她会给没带伞的人让个位置躲躲；老人买馄饨，她总会多加点葱花，说是下了胃。

直到昨天早上，王嫂没出现在村口。我还以为她是身体不舒服，正准备下午去看看，就听邻居老李说：“王嫂摊子收了，村口停了好些豪车呢！”

我一开始还不信，赶紧去了王嫂家。远远就看见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轿车，车牌都不是本地的。院子外面围着不少村民，都探头探脑往里看。

“咋回事啊？”我问一个站在前面的老张。

“说是王嫂的大儿子回来了，开了家什么科技公司，挺有出息。”老张一边掏烟一边说，“二儿子也回来了，听说在国外留学呢，还拿了什么奖。”

我沉默了。王嫂这些年的辛苦没白费，可我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挤进院子，看见王嫂正坐在堂屋里，穿着件半新不旧的碎花上衣，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她面前站着个高个子年轻人，西装革履，手里拿着个文件夹。边上还有几个穿着考究的男女，说话时不时瞟向王嫂。

王大军一看见我，立马迎上来：“马叔，这些年多亏您照顾我妈。”

我摆摆手：“你妈是个好样的，咱村没人不佩服她。”

王嫂看见我，眼圈一下子红了，转过脸去擦眼泪，却把眼角的皱纹擦得更深了。

原来，王大军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起初在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员，后来自己开发了个什么软件，卖了不少钱。去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次是签了大单子，特意回来接王嫂去享福。

“妈这些年太辛苦了，我一直想接她去深圳住，她就是不肯。”王大军声音有点哽咽，“说是要等我们都有出息了才走。现在小妹也考上大学了，她终于同意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很难把他和那个照片上黑瘦的小伙子联系起来。他口音变了，举止也变了，好像只有看向王嫂的眼神还和从前一样。

王嫂一直不怎么说话，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攥着围裙角，眼睛看着满屋子的人，脸上是既骄傲又迷茫的表情。

“嫂子，走啦？”我问道。

“嗯。”她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就是、就是舍不得这个家。”

我环顾四周，这个她和老王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墙角还有些发霉的痕迹，窗户纸有的地方破了，贴着报纸。电视机是老式的大头电视，上面落了灰。沙发是十几年前的样式，坐垫都塌了，上面铺着块旧床单。

“带上想带的东西就成。”我说。

她摇摇头：“都不值钱，不用带。”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台前，摸了摸那口她用了十多年的大铁锅，锅沿都磨平了。又去了院子，看着那棵她和老王一起种的桃树，树上已经挂了小小的青桃。最后她停在老王的照片前，照片是黑白的，放在简易的木框里，相框上落了灰。

“走了，老王。”她轻声说，“孩子们有出息了，你看到了吧？”

我的眼眶有点发热。

那天中午，王嫂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着儿子们上了车。那些豪车一字排开，足有十来辆，村里人都出来看热闹。王嫂冲大家挥挥手，笑得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她在偷偷抹眼泪。

吴老太在我身边啧啧感叹：“王嫂命苦，但她命好啊，三个孩子都有出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看见没有，人家孩子怎么孝顺的。”

还有人说：“就是，这下王嫂可享福了，可以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卖馄饨了。”

车队开走后，我独自来到村口王嫂卖馄饨的地方。地上还有些面粉的痕迹，被风吹散了大半。角落里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忘了带走的围裙。我捡起来，闻到一股淡淡的面粉和葱花的气味。

后来，我经过村口，那里传来大喇叭的声音：“村卫生整治，无证摊贩全部取缔……”

王嫂的位置被一辆崭新的餐车占据了，卖的是汉堡和奶茶，价格是王嫂的馄饨的三倍。

我手里还留着王嫂给的地址和电话，但总觉得不应该打扰她的新生活。直到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碗真空包装的馄饨，还有一张纸条：

“马哥，城里吃不到像样的馄饨，我在儿子家里自己包的，寄给你尝尝。孩子们让我好好休息，可我闲不住，就在小区门口摆了个小摊，教那些大城市的人怎么包馄饨。他们笨得很，还说我的馄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给我申请什么证书。我想家了，等过段时间，我还会回来看看的。”

纸条背面贴着一张照片，王嫂站在一个亮闪闪的厨房里，穿着整洁的围裙，冲着镜头笑。身后是她的三个孩子，都西装革履的，但脸上的表情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把馄饨煮熟，吃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股熟悉的香。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有点咸，但不是盐的咸。

也许，对一个母亲来说，真正的幸福就是把自己的付出落到实处，看着果实一点点成熟。而如何品尝这份果实，对她来说可能并不那么重要。

昨天，我听说村里要修一条新路，就从王嫂家门前过。那房子现在空着，据说王大军不准备卖，要留着每年回来住几天。村支书说，他们准备在村口立个牌子，叫”王嫂馄饨角”，纪念这个用一碗馄饨支撑起三个大学生的女人。

最近，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往外跑，都说农村没前途。我总会给他们讲王嫂的故事，然后问：“你知道王嫂为什么能成功吗？”

他们多半回答：“因为她吃苦耐劳。”

我摇摇头：“是因为她从不觉得自己吃苦。她只是觉得，天亮了，该起床了；有孩子要上学，该挣钱了；累了，该咬咬牙了；病了，该扛一扛了。”

这世上啊，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那些身披铠甲的将军，而是那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病痛坚持工作，为了家人不喊一声苦的普通人。

前几天，王嫂打来电话，说她在深圳教了一群年轻人包馄饨，还开了个小店，生意特别好。但她还是想家，想那口老锅，想院子里的桃树，想村口的老邻居们。

“马哥，”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等桃子熟了，我就回来。”

我知道，她会回来的。不为别的，就为了看看那口大铁锅和老王的照片。因为在她心里，那才是家的模样。

而我们村口，将永远留着她的位置，和她那个咯吱作响的三轮车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