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所有这些女人都提起了裙摆，拿起了利剑

《亚瑟王》（2004）

她是女巫，是流亡者，也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她能够处理最深刻而沉痛的历史，也可以对当代种种奇葩现象做出最犀利的吐槽。

她在不同文体间轻盈穿梭，在现实与想象中反复横跳，在已然触礁的文学巨轮上扮演着令人尴尬的压舱石的角色。

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她的妙笔——不复存在的国家被重新看见，四分五裂的语言被缝补拼合；流亡、衰老、文学制动等看似抽象的议题纷纷跃然纸上，畅销书、知识分子、大众文化市场统统现出原形……大家关注的女性议题自然也绝不会落下。

她就是我们共同的时髦老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也许你现在不认识她，但读了《狐狸》《疼痛部》《多谢不阅》《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芭芭雅嘎下了个蛋》，你一定会深深地爱上她📚️

在每一本书中，杜布拉夫卡都会不失时机地展开她的阴阳怪气：从文艺作品中僵化死板的女性角色命运模板，到文学史上的“遗孀”与“脚注”；从女作家被焚毁的文学热情，到普通主妇任劳任怨又隐形的一生；从日渐衰老的母亲，到生活中的疯女人；从被污名化的女巫，到生活中每一位活生生的女性——更难得的是，她的批判始终充满幽默，也不会对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放松警惕，让人在品尝辛辣爽文之余，也能收获意料之外的回味。

妇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为您奉上杜布拉夫卡的女性主义吐槽大拼盘。只言片语看得不过瘾，还可入手这套美丽多彩的杜布拉夫卡套装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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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不属于野兽，不属于我们人类，也不属于神灵。

她是一个永恒的偷渡者，一个在世界之间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时，就会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价的小把戏，目光极为短浅地将观众转瞬即逝的赞叹当成了爱。那是她的荣耀时刻。

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惧的历史：逃避猎人的子弹、不停狂吠的猎犬、迫害、殴 打、舔舐伤口、羞辱、孤独和廉价的安慰——一串鸡骨头做的手摇铃。

狐狸是作家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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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史中的女性命运，就像是一种遗传疾病

何谓女性命运？答案就藏在世界文学史中。像一种遗传疾病一样，一个几乎不容更改的模板（一种记忆卡）被经典作品（既包括少数由女性写就的作品，也包括大多数由男性写就的作品）一代一代传递下来。女主人公必须按照这个模板行事，我们才能认出她来。也就是说，她必须经受羞辱的考验才能赢得永生的权利。

直至今日，她们还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尤其是那些畅销数百万册的小说：她浑身战栗，为那个神秘的他而神魂颠倒。他将迷惑她，征服她，羞辱她，背叛她。最终她将浴火重生，成长为一名值得尊重，也懂得自我尊重的女主人公。

🦊疯女人从不看向任何人，她们独自战斗

我之所以不愿意面对我的问题，与其说是出于胆怯，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徒劳的感觉，进而是我对文学声音及文学形式的非法性的感觉。女人的声音当然不是非法的，但女人似乎仍然没有接受或征服所有形式的文学表达。

总之，大多数女孩还在写浪漫爱情小说，而《地下室手记》则是男孩的专利；叛逆者的忏悔是一种男性文学叙事，因为叛逆者无一例外都是男人，是我们的悲剧英雄；但是一个悲剧女主人公的故事则被解读为疯女人的故事，原因就是我提到的那种阅读障碍。我们能在大街上遇到这样的疯女人，她们似乎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对话者嘀咕着什么。与她们相遇引起的更多是不安，而不是同情，路人通常会走开，并转移视线，尽管疯女人从不看向任何人。很明显，这些女人早已明白她们不能依靠任何人。她们独自战斗。

图书市场越发繁荣，装帧越发精致，书店越发引人驻足，作家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红遍全球，但真正的文学却近乎绝迹。杜布拉夫卡假借一个被英美文学市场冷落的东欧人之口，一一吐槽当今文学世界的诸多乱象：

隔三差五就会横空出世的文学新星；被反反复复“重新定义”的文学；各显神通的身份政治书 写；本末倒置的版权运营模式；宛如超市与咖啡馆结合体的书店；本质上与图书无关的书展；做派与作家无二的网红编辑；认为伊万娜·特朗普比布罗茨基更能“对祖国的政治形势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的媒体书评……文学失去了它的准入机制与评判标准，任何明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宣传他们的新书，任何一种负面评价都能被狡黠的市场拿来营利。

然而，最诡异的一点还是：在这个无比“民主”的全球化大市场上，其文化“商品”及创作要求，却总能让人想起我们的老朋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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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将女人的文学热情付之一炬，女人为（男人的）文学燃烧自己

和那位用红军女战士的诗集卷烟抽的白军军官一样，在整个女性写作史上，男人一直都起着将女人的文学热情化为灰烬的作用。千百年来，无数女人为文学牺牲自己。许多文学作品得以在黑暗时期存活下来，完全是因为女人。让我们回想一下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凭惊人的毅力背下了奥西普的每一首诗，将他伟大的诗作从斯大林悬在删除键上的手指下救了出来。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妻子、恋人、女朋友、女书迷、女翻译、女陪护、女施主、女抄写员、女打字员、女校对员、废寝忘食的女编辑、为书籍写导语的睿智的女作家、女代理、男作家灵感的来源、女文学顾问……热情的女书迷、文学烟斗中温柔的填充物、一丝不苟的女厨子、兢兢业业的女档案员、女图书管理员、热情的女读者、可靠的书稿寄存处、文学死后守护其神龛的斯芬克斯、作家书房勤劳的女清洁工、掸去文集与文人胸像上浮灰的女人、死去的与活着的诗社里那些充满敬仰的拥趸：女人、女人、女人……

女人挽救着男人们试图毁掉的文学文本。女人也许会在烤蛋糕时用一页史诗包一下，防止烤焦，但这与克格勃成吨毁掉书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宗教裁判所的火堆主要都是用来烧女人和书的。男性只是历史灰烬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一旦大局需要，女巫（有文化的女性）与书籍（知识与快乐的源泉）就会被宣称为魔鬼的造物。

📗女性是文学房中的精灵——真正的建造者

女性是文学房中的精灵。从隐喻的角度说，每一所文学的房屋里都有着真正的建造者的影子。她们有的叫玛丽，有的叫简，有的叫薇拉……

薇拉的传记作者史黛西·希芙在书中写道：“从纳博科夫自诩从未学会的事情——打字、开车、说德语、找东西、收雨伞、接电话、裁书页、把时间告诉一个粗俗无知的人——来看，我们很容易知道薇拉一生都做了什么。”

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能够讲故事吗?

一开始都是这样。或者 那样。他们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来到荷兰。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短短的“战后”发生了太多的事，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地点和时间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 “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在媒体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记忆经过许多个中介，以朱丽叶·比诺什或红白蓝编织袋的形式出现，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

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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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远没有男人显眼，却是生活的维系者

男人抱怨得比谁都多；他们永远在抱怨。抱怨天气，抱怨战争，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遭受的不公。住在难民营里，他们抱怨条件；不住，也抱怨条件。他们抱怨救济；他们抱怨不得不接受救济的羞辱；他们抱怨领不到救济。他们每一刻都在用同样的强度抱怨着每一件事情。仿佛生命本身就是惩罚：什么都恼，什么都疼，什么都扎；什么都不够，什么都受够了。

女人远没有男人显眼。她们一直在背景里，却是生活的维系者：是她们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风；是她们做着每天的工作。男人好像没有工作似的；对他们来说，当难民就像当残废。

⌛《无条件投降博物馆》

柏林是一座博物馆之城。

1994年夏，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关闭，数万苏俄士兵离开柏林。不久后，有了一个“俄国人在柏林”的展览，里面有张长长的纸条，写着被俄国人毁掉的每一条柏林街道的名字。

柏林动物园，住着活海象的水池畔，有一场不同寻常的展览，陈列着从海象罗兰的胃里找到的所有物品：打火机、婴儿鞋、儿童水枪、啤酒起子、塑料小汽车……

柏林的跳蚤市场是开放的博物馆，展览着过去与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得到和解，每样不超过几马克；各种幸存下来的军装与肩章和谐地堆叠在一起，主人已经死了很久，飞蛾是它们唯一的敌人。不拘来自何方的人都可以做生意，有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波兰人、吉卜赛人、前南斯拉夫人、德国人、俄国人、越南人、库尔德人、乌克兰人……已逝的日常，时间的垃圾，都被他们当作纪念品在这里贩售：别人家的相册、不走的表、破口的花瓶……

生活破灭的故事只能一点一点地被讲述。事物比人们更持久。相册比主人寿命长。漫长的生命隐藏在旧外套里，在毫无意义的物体里。当一个国家消失，集体记忆也会消失。身边的物体消失了，对日常生活的记忆也会消失。但我记得一切。第一罐南斯拉夫洗衣粉。第一部南斯拉夫电视剧。加夫里洛维奇肉酱。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只是会走路的博物馆展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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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男管家

“女人最需要的是空气。”我与朋友汉内洛蕾散步去附近的安德西斯修道院时，她说。

“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男管家。”我在修道院的纪念品商店买下一只装着守护天使的便宜塑料球时反驳道。

⌛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变老……”母亲说。

“恐惧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意识自带horror vacuib……”彼得·汉德克说。

“这话我听不懂。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母亲说。

“每个女人降生于这种环境，本质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或许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那就是无需再担心未来。我们教堂赶集时，集上算命的人只对年轻男性的手相有兴趣；谈女孩的未来就像开玩笑……”彼得·汉德克说。

“谁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当成玩笑。”母亲说。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个装有各种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在于生而为女人……”母亲说。

“人类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类日常极其糟糕、无意义、迟钝、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说。

“这么说来，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母亲说。

⌛命运开始得像小说，她们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将玻璃球倒过来，爱玛·包法利，玛琳·奥哈拉，苔丝，魔女嘉莉……她们的脸纷纷划过母亲的面容。她们的影子，根据某种神秘的亲疏关系，交织、缠绕、联系在一起。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与母亲相同的闪烁的眼睛，看到浆洗过的雪白围裙，看到发间的发卡，看到一种体态、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动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她们被同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粘力联结在一起，这力量来自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着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见的这些女性都是内在的她，而与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实，又不真实。我看见那两条法令纹，势不可挡地往下走，伤感地结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见她忍受命运时的愁眉苦脸，这命运开始得像小说一样，却没有结束得像小说一样，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让她老去，但再没有赋予她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隐约的渴望，只是一个玻璃球。我在她的脸上看见她曾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看见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或许坚强、浪漫、炽烈，却统统听命于导演的构思而结束了一生，只有她，继续过着模糊、苦涩的日子，她曾经对未来的期许有多光明，这日子就有多灰暗。

芭芭雅嘎是女巫，但不属于女巫的团体；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恶人；是母亲，也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是女人，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划阴谋；被人类社会驱逐，也与人类沟通；是战士，但也操持家务；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她会飞，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地面上；她只是个“偶然出现的人物”，却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关键一站：“礼貌的”和“粗鲁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驻足，他们吃饱喝足，舒服地洗个澡，听取她的建议，带走她送的魔法礼物，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翻译成更现代的语言，她是异见者、流放者、失败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赖于口述传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体的镜子。她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好的时代，那时她还是金色芭芭、大地之母。后来，她成了被驱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诡计统治着人们。如今，她缩在小屋中煎熬时日，像子宫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没有一个人带着花和巧克力，再次敲响她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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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芭芭雅嘎，联合起来！

芭芭雅嘎是一个异见者、流放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失败者，但她既不是孤身一人，也不会孤独寂寞。除了斯拉夫文化外，在许多神话和仪式民俗传统中，她都有数不清的姐妹。

这种铭心刻骨、冠冕堂皇的神话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芭芭国际——所有丑八怪、巫婆、稻草人、怪物、恶魔、被世人鄙夷的蝼蚁、被饥饿折磨的囚徒——因为同为女性而团结在一起……从所有这些由来已久、错综复杂、肥沃丰饶、极度厌女但又颇具排遣作用的想象中，芭芭雅嘎诞生了。

🧙只有在远古神话中，女性才能不受限制地飞行

一句幽默的解放口号“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中包含了（男性眼中的）整个女性史，在这部历史中，女性的命运取决于相反的两极：家庭（洁净、秩序、安全、家人）和家庭之外的空间（肮脏、无序、危险、混乱、孤独）。外部空间在传统上属于男性，而作为内部空间的家庭则属于女性。

只有在远古神话中，女性才能不受限制地飞行。那时，她们与男性平等地飞行。在久远的古代，空中交通异常繁忙：天上有骑着巨鸟和魔毯的英雄，有拟人化的风、闪电和雷鸣，有龙和女巫，还有飞刀，扫帚，臼，不洁力量，神灵和魔鬼。勇敢的英雄出发去寻找他们的爱人——孔雀、鸽子、天鹅、迷人的鸭子，勇敢的女英雄穿坏了三双铁鞋也为寻找心上人——猎鹰、老鹰、雕。在这里，芭芭雅嘎也可以自由飞行。诚然，她乘着臼，乘着她的臼——子宫，但她毕竟可以遨游天际。

🧙想象一下，所有这些女人都提起了裙摆，拿起了利剑

我没有错过枕下那把剑，我相信它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深信，在某个地方存放着一沓账单，在某个地方，一切都被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在某个地方，有一本极厚极重的血泪书，而账单总是要付清的。或迟或早，那一刻总会到来的。

让我们想象女人，那些芭芭雅嘎们，从头下拔出那把剑，开始清算总账。为每一记耳光，为每一次强奸，为每一次侮辱，为每一次伤害，为每一口吐在她们脸上的吐沫。想象一下，如果所有被烧死的印度新娘和寡妇从灰烬中爬起来，拿着拔出的剑在世界中游荡呢？

想象一下那些隐形的女性，她们从布制的地堡——罩袍——那一条条细线栅栏中向外窥视，甚至在说话、吃饭和接吻时也要用面纱遮住嘴巴。想象一下，那不计其数的疯女人，无家可归的女人，女乞丐；被硫酸毁容的女人，因为自诩正义的男人看到女人没有遮面会受到冒犯；生活被丈夫、父亲、兄弟完全掌控的女人；被石头砸而幸存下来的女人，以及死在野蛮的男性暴徒手中的女人。想象一下，所有这些女人都提起了裙摆，拿起了利剑。

🧙成千上万的女人，开始寻找自己的神庙

剑在全世界数不胜数的妓女手中，也在人肉市场被数次买卖的白人、黑人和黄种人女奴手中，她们被强奸、被殴打、权利被剥夺，至于她们的主人，看，没人能阻止他们。还有成千上万感染了艾滋病的女孩，她们不仅是疯子和恋童癖的受害者，也是她们合法丈夫和父亲的受害者。还有脖子上套着金属环的非洲女人，阴蒂被切除、阴道被缝合的女人，有着硅胶乳房和硅胶嘴唇、注射过肉毒杆菌的脸上露出克隆微笑的女人；还有许许多多生下饥饿的孩子的饥饿的女人……

成千上万的女人——没有去教堂、清真寺、庙宇和神龛，那里从来不属于她们——开始寻找自己的神庙，金色芭芭的神庙，如果神庙是她们的必需品的话。她们终于不向双眼布满血丝的男人卑躬屈膝了，这些男人杀人如麻，直到现在死亡还在持续。是他们留下了人的头骨，而人类愚蠢的想象力将这些头骨挂在了独自居住在森林边缘的老妇人的篱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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